司法实务界以追求实体正义为由，简化甚至规避程序一度成为常态。
监察监督的对象虽然是覆盖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但并包括国家机关，具体包括执政党成员在内的六类人员。在法律的部分模糊之时应考虑整体，并不得与其他部分相冲突。
再次，法治统一还要求在解释学上贯彻一致性原则。检察权性质的认定还可以检察官发生史作为佐证。由于一般监督权主要针对行政权，当《国家监察法》剥离了检察机关对公职人员职务犯罪的追诉权，覆盖了对所有公职人权的监督范围之时，如何看待检察机关对行政机关的监督就成为一个问题。监察监督并不适用刑事诉讼法，其对留置人员的人身财产等的限制无论在时间还是程序方面更为严格。有观点认为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其依据有二：一是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
检察权之所以是人民的代理人，其根据在于检察权的人民性。这一自我贬损不仅违反宪法设计，也与宪法价值有悖，还将在最终意义上损害人民基本权利。1978年12月，邓小平言：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
进而，当政府作用边界基本划定、政府作用目标基本设定后，立法者不得不交给政府更多、更广阔自主空间去考虑政府应当以什么活动和手段发挥作用，也就是，粗疏的立法需要行政进行具体化制度填充。综上，改革开放以后的当代中国行政法学，虽然沿袭了近代以来的传承，以大陆法系尤其是德国、日本为参考摹本，司法面向、法律实证主义、法律自治的基因特征得以保留，但是，在本土的发展以行政诉讼法的颁布施行为底基，以后续的行政复议、国家赔偿、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强制等制度为主干，加之受到同时期发展的民法学、经济法学之影响，又使其自身形成了独有的特点和局限。在这些领域快速发展的技术，同样快速地改变着我们生活的世界，我们在获得和享有技术提升带来的好处同时，也面临着层出不穷的新的问题。在是否应当打破垄断、营造市场，是否应当设定特定许可或审批，是否应当让特定事项交给市场或社会自我管理、自我规制或自我服务，是否应当在某个领域或行业实施民营化，是否应当加强公私合作等问题上，总是萦绕着放权还是集权又或放管结合的经典问题。
至于其行动和手段是否合法的问题，在法治松弛的环境，并不会被关注，在法治严明的环境，即便受到重视，也只是放在第二位的。然而，沿着行政诉讼法维度的行政法学发展，终究会受制于这个维度继续延伸的限度。
三则，这种审查仍然局限于狭义的合法性审查，即是否与上位法相抵触的审查，难以预防和治愈行政规则与法的一般原则发生冲突的情形。进入 沈岿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行政诉讼法 法治 。试想，信息、网络、数据、人工智能正在声势浩大、铺天盖地地迎面走来，以很难预测的速度改变着周围一切，我们是不是还认为，行政法学仍然只需在合法性维度上拓展和深入？ 六、结语：感谢·期待 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英美行政法学同样不关注行政实体。
期待大家共同努力将《论丛》继续办好、办得更好。…… 于是，行政法基本原则（合法性原则、合理性原则）的概括与梳理，同行政诉讼合法性审查建立联系。当行政法学沿着这个司法面向展开时，学习对象——大陆法与英美法——之间的差异，似乎化于无形，学习研究的国别不同，不再成为严重的阻隔。契约自由、迁徙自由、表达自由、信仰自由等自由权，消极防卫意义上和积极获得意义上的财产权，牵扯城乡差异、户籍改革、农民工权益、教育平等的平等权，以及人格尊严、名誉和荣誉、隐私权、个人信息安全等各类权益，都有着不同的群体或个体提出各自诉求，且彼此之间难免发生一定的冲突。
在缺乏对法律、法规、规章甚至其他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有效司法审查的中国，情况更是如此。而深层次的问题是，怎样的政府-市场-社会关系结构，可以更好地完成做大蛋糕又能比较公平地分配蛋糕的事业。
这也同样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经常性议题。但其并非探讨行政行为如何实现行政管理目标，而是关注行政行为的形式化、可预测性与可计算性，希望藉由法的形式理性限制国家权力。
然而，正如先生所言，英国行政法发展较晚，没有较完整的系统，各学者间的著作体系也不一致，一个外国人写英国行政法时不能不首先确定自己的体系。无论在什么体制之下，只要在政治和宪法理论上承认人民是主权者，代表人民行使主权的机关是立法机关，行政机关是立法机关的执行者，那么，行政规则——尤其是创制性行政规则——的制定，就涉嫌僭越代议机关（代表机关）的权限。面对这些在立法过程、行政政策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行政法学人真地可以无视之，简单地闭上眼、摆摆手称这不是我们所应研究和所能研究的？或者，虽然参加这些议题的探讨，却不管不顾行政目标究竟为何，不管不顾什么样的组织架构、活动方式或手段是可用的、有效率的，只顾拿着法律保留、法律优先、越权无效、比例原则、信赖保护、正当程序等法治原则，去衡量被别的学科或实务部门提出来的有关组织、活动或手段的方案是否合法吗？难道只要消极的审查立场，而完全不顾积极的建设立场？会不会被到底有没有更好的建设性意见难倒？又或者，当立法宽泛授权逐渐成为常态，法律保留、法律优先、越权无效等已经基本松弛无力的情况下，行政法学人是不是就可以拿着比例原则这杆秤走天下，而不顾该原则内含的目的正当性考量、多手段比较权衡、成本-效益分析等所提出来的、在具体语境中对跨学科研究的需求以及对行政实体问题探究的需求？ 五、迎面扑来的现在与未来 四十年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带来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成就，同时形成了利益更加多元化、利益分歧和碰撞更加频繁发生的局面，人民维护权益的意识和行动也在不断加强。期间，《立法法》又对国务院及其部门、地方政府制定行政法规和规章的活动进行权限和程序上的严格控制，也为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劳动教养等制度的废除或改良奠定基础。其实，假设行政诉讼法起草之时，因行政公产引发的争议被纳入受案范围，注意力、学科范围、研究难度等自然会迎刃而解。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这三大任务相互交织、彼此影响，未来的中国行政法学会是怎样的？让我们带着期待探索，在探索中期待。100年以后，英国政治学家加文·德鲁瑞也感慨公法与公共行政之间缺少合作。
相较而言，当时，英、美行政法同样在考察之中，却对这个传统没有构成决定性影响。这个传统是移植型法学或学习型法学的结果。
而在政府作用的空间内，面对多元冲突的利益，实现行政管理或服务目标的决策机制，势必要摆脱单方行政模式，而转向由多方利益参与、协商的行政过程。然而，司法面向的行政法传统，自然也就受制于中国行政诉讼本身及其发展，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色和局限。
由此，行政诉讼法不仅是中国走向法治的基石，同样是当代中国行政法学发展的基石。如此，行政官员如同拥有一个有效解决问题的装备库，供其有针对性地进行决策选择。自行政诉讼制度普遍建立之后，作为其姊妹篇的行政复议制度先后经《行政复议条例》和《行政复议法》而建立和完善，规范国家为其侵权行为承担独立公法责任、为受害人提供救济的《国家赔偿法》也随后出台。此外，行政诉讼法维度再怎么延伸，范围再怎么扩大——假设法院可以于特定情形下对行政规则进行直接审查，司法审查强度再怎么深入行政过程——假设法院可以判断行政规则是否滥用职权、反复无常或明显不当，似乎都无法突破司法面向的传统偏向于行政权合法性控制的局限。
回顾传统，我们要向传统的近代奠基者和当代复兴者前辈们表达崇高的敬意和感谢。而且，这个共性也被认为是公法、公法学应有的使命，政府组织和运行的有效性、最佳性问题，应该交由公共行政、行政学去研究，公法学人不应该去做分外之事，也做不好分外之事。
根据理论，行政法规、规章和其他行政规范性文件皆可受审，实践中也的确如此。《论丛》也将从第25卷开始试行执行主编轮流制，感谢南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宋华琳教授慷慨允诺担任第一任执行主编。
因此，现在与未来的行政法学，需要植入行政官员的视角和问题意识，需要为行政的有效性提供概念和知识工具，以期实现有效性与合法性的有机结合。接着，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强制这三类对个人或组织之自由权、人身权、财产权等在极大范围内产生影响的行政作用方式，也分别由《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和《行政强制法》予以规范。
经由日本对中国产生影响的德国近代行政法总论体系源于奥托·迈耶的创造，其目标是克服极权国家或警察国家的弊端和建立法治国家，强调行政的合法律性、可控性以及司法对行政合法性的控制和检验。四、真地不用回答行政实体问题？ 如前所述，大陆法系（德日）和英美法系的行政法学传统虽有较大差别，但共通的是，不关心行政实体问题，不关心政府如何组织和运作可以更好地处理经济、社会问题，只关心政府权力的行使必须在公法——狭义的只是实定法明文规定，广义的包括实定法未予直接或间接体现的公法原则——的框架内、轨道上，这个驯化、羁束行政权的任务就主要落在法院那里，让法院、法官拿着公法规范尺子去衡量争议的行政行为是否符合法的要求。第一，政府是否应该在特定领域或事项上退出，交给市场和社会的问题，不是一个简单地运用类似于《行政许可法》关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的、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就可以不设行政许可的行政法规范就可以迎刃而解的。而在该书此前，美国学者伯纳德·施瓦茨所著《行政法》得以翻译出版，美国行政法被定位于对行政机关的授权，行使行政权力必须遵从的方式（主要强调法定程序规则），以及对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比法国等大陆法系国家的行政法概念更为狭窄。
1、行政组织 由于行政诉讼法的投射，行政组织法的研究基本限于行政主体理论，一是为行政诉讼确定适格被告，二是为各单行立法进行行政职权配置时提供三种可供选择的组织形态：（1）行政机关。以经过民主程序的、稳定的法律和制度，取代变化不定的领导意志，显然已经十分接近以约束权力为主旨的现代法治理念。
在同姜明安教授、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王锡锌教授商量之后，《论丛》编委会得以重新组建，感谢新任委员们的鼎力支持。然而，有关公法范围的学术争论有时追求法与行政更有效的结合。
第一，在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结构中，可以考虑确立一个假定或原则，即在为人民提供更多产品、服务乃至管理上，竞争性市场、开放性社会相比政府更具有效性。这种法律和制度要有稳定性、连续性，它们是人民制定的，代表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最高利益，一定要具有极大的权威，只有经过法律程序才能修改，而不能以任何领导人个人的意志为转移。
